登大雅之堂, 著传世之作

            ——《明式经典家具文化研究》序

                                                 尹绍亭

 

我的学术生涯,与博物馆缘分不浅,且钟情于物质文化研究,然而对于明式家具却知之不多。和许多文人雅士一样,每当面对木材上佳、制作精美的中国古代家具,尤其是明式家具,总不免击节赞赏,流连忘返。不过若问为何钟情此物?答曰其实那不过是喜好欣赏和情趣使然,并非行家里手,真正懂得它的符号意义、文化内涵。近年来有幸认识了一位古代家具研究的学者,他与我不是学术同行,而在学问方面却十分投缘;他没有教授和研究员等头衔,却具有扎实严谨的治学之道;他没有国家和单位项目课题的支持,却能义无反顾、沉迷于学术研究之中。接触多了,了解深了,我不得不承认,此人实为现今许多专家学者所不及,学风、学问不及显而易见,境界不及才是要害。由于体制等原因,在我们栖身的高校和科研单位里,大部分人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花在申请项目、运作课题、应付评审、评估之上,超然脱俗、淡定执着、无视功名利禄、把学问当做作安身立命精神追求之本,多半会被视为迂腐老套而不为人齿,不合时尚难以入流难免成为靠边站的脚色。时下信奉一个人的知名度必须依赖包装炒作才能放大膨胀,其实也不尽然,此人就是一个悖论,他虽然天马行空大隐于市,然而行内却不乏名声,他就是明式家具的收藏、鉴定、研究专家,昆明人沈勤。

 

沈勤酷爱古代明清家具,由来甚早。还是初中学生时代,就开始业余学习木工;文革下乡当知青,曾拜乡村木匠为师,学习土木营造;80年代接触到古建筑和古家具;90年代有机会广泛见识了集散于昆明及国内众多博物馆收藏的数千件家具文物,并着手收藏研究明清紫檀黄花梨老红木鸡翅木及榉木家具;2005年提笔写书,耗时8年多,完成了明式经典家具研究的写作。其书稿分上下册,上册名为《明式经典家具艺术史论》,内容涵盖明式经典家具的概念、定义、形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工艺审美以及鼎盛时期的艺术成就等;下册名为《明式经典家具新证》,主要着眼于明式经典家具的加工工具组合、家具的构件发展、家具的形制和材质等的对比研究。全书30万字,附图近千幅,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该研究领域篇幅最长、内容最为丰富的力作。古话有十年磨一剑之说,沈勤在古家具的世界里沉迷浸淫20余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迎来收获,开花结果了。

 

众所周知,明式经典家具乃是中国古代家具的代表和典范,是中国家具发展史上最受推崇的巅峰之作,“是中国古代最为源远流长的大器晚成的艺术珍品”(沈著“自序”语)。正因为如此,所以明式家具研究早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相关著作、图录不少。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斐然,以王世襄先生为代表的明式家具研究者们,在寻找发现、收集分类、技术工艺、造型风格、鉴定玩赏以及美学探讨等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奠基性开创性的研究工作。然而,客观地审视,相对于明式家具在家具史、艺术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成就而言,此前的研究显然还留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究和发掘的空间。即如沈勤所言,“在以往的岁月里,中西方学者和专家对明式家具的探讨多限于寻找发现,了解介绍,分析技术工艺成就,揭示美术价值,普及鉴赏知识”,至于对明式家具的奇丽意象和奥妙内涵的认识,还显得比较肤浅和苍白。有见于此,沈勤在充分了解、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落窠臼,努力钻研,积极调动其广博的知识结构,独辟蹊径,大胆开拓,锐意创新,其涉猎资料之广博,理论方法之新颖,观点见识之独到,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粗略概括,我以为沈著的重要价值和过人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提出了“明式经典家具”的概念、定义,并论述了明式经典家具的产生及其文化的形成,具有明晰、界定所谓明式家具研究对象和研究层面的意义。

其次,对明式家具的产生发展过程做了“断代”的尝试,即将明式经典家具发展过程分为定型期、成熟期、中兴期、鼎盛期四个阶段,清晰地展现了明式经典家具的“生命史”。

第三,对前人的观点、结论多所质疑和修正,重新梳理了明式经典家具的时代风格和地域流派特征。

第四,打破了家具研究深受物质束缚的局限,从文化的高度审视明式经典家具,将明式经典家具与宋元建筑木作、书法艺术、古琴音乐、大理石像、丝绸织绣、文学艺术进行比较,探讨其相互关系,深刻揭示其文化内涵,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

第五,创造性地建立了明式经典家具的构件符号识别系统,为明式经典家具的欣赏鉴定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据。

第六,创立了明式经典家具的双向综合研究方法,即分别从“软件”文化研究的层面和“硬件”构件学研究的层面入手,然后进行整合的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如果将沈著视为当前明式家具研究领域突破性的重要学术成果,我以为是毫不过言的。沈著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明式家具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沈著写作历时8年,期间修改17稿,可谓费尽心力。尽管如此,如果苛刻要求,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明式家具风格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此外,某些论述、行文也还有推敲琢磨的余地,如若再版,可稍加修订,尽可能精益求精,臻于完美。

 

沈勤曾言,“明式家具的学问博大精深,对它们的研究也是无止境的,因为它们囊括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面对如此深厚的学问,以我对其认识之浅薄,其实是不够资格为沈勤的大作写序的,然而承蒙他热忱邀请,推脱不掉,只好勉为其难。不过难事也能变好事,通过阅读、学习沈著,着实让我学到不少知识,受益良多。云南地处边疆,文化研究有其特点亦有局限,譬如对于国学和传统汉文化的研究即较为边缘。说到明式家具研究,乃是国际汉文化的显学之一,话语权向来出自中原,云南受条件所限,鲜有深入涉猎者。沈勤凭借过人的勤奋、超常的智慧、特殊的经历、丰富的学识、长期积累的经验,勇于攀登高峰,挑战旧说定论,开拓进取,发前人之所未发,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对于云南学界和学者而言,无疑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沈勤时值壮年,风华正茂,回首往昔,他走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学习、汇集、整理、分析、比较视角研究的艰苦旅程”,学问不负苦心人,8年寒窗换来了丰硕成果。面对众多好评赞誉,沈勤淡然低调,并不满足,他又在思考新的问题——如何发扬光大明式家具文化,如何古为今用创新发展。这又是一个大胆、新颖和富于挑战的课题,可以期待,在明式家具文化传承和开发领域,沈勤还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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